一九九五年五月八日，对于广大歌迷来说是一个特别灰暗的日子，一代歌后邓丽君小姐因突发哮喘病瘁死于泰国清迈，天后巨星从此陨落。

在邓丽君从艺十五周年演唱会上，一位著名男主持人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哪里有华人哪里就有邓丽君的歌声，邓丽君的歌声影响了我们整整一代人。”这句话无可非议地奠定了邓丽君在世界华人心目中的地位。可以说，邓丽君开创了华语流行歌曲的先河。

我最初知道邓丽君的名字并喜欢她的歌声，是在八十年代初期。那时侯的我正被打成反革命集团主犯，在安徽省白湖农场六大队机务队劳动改造。当时农场的人员构成主要有四大部分，1，管教干部及亲属。2.工人师傅。3.留场就业人员。4.劳改服刑人员。其中留场就业人员属于那个特定历史时期的边缘人，界于公民和犯人之间，绝大部分是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被打成右派分子从上海押解至安徽，刑满释放后由于极左政策的限制未能返回上海只好留场就业。他们有着充分的人身自由，其物质生活待遇相对丰厚，但精神世界也同样极为孤寂。每天劳作之后，闲暇之余，他们往往喜欢抱着一台红灯牌收音机（这在当时属于奢侈品）收听各种文艺节目或者境外音乐。当时的我作为一名二十刚出头的年轻政治犯，自然和他们走得很近，也许是惺惺惜惺惺吧，他们也从不拒绝我的接近,甚至关爱有加。记得第一次听到那首《何日君再来》，当即如醉如痴。从那时起，邓丽君这个名字和她那委婉动人，如泣如诉的歌喉，就深深留在了我的脑海里，如果说我们那个年代的人也有自己的追星一族，那么，我就是邓丽君追星族的一员，她是我的第一个艺术偶像。

时隔不久，由于邓小平先生的复出，随着各项政策的落实和冤假错案的平反甄别，那些老右派们相继获得新生离开了农场，我本人也得以出狱回到了阔别四年的家乡小城。

获得自由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寻找邓丽君的歌声，巧的是当时正好我的一位堂叔是铁道部援外人员回国探亲，随身带了一部松下立体声双声道录音机，这在当时属于高档商品。深知我心的父亲便开口要了过来，并象征性地付了一百五十元。更令我欣喜若狂的是我的那位堂叔还送给我五盘索尼牌磁带，每盘时长九十分钟。其中除了少量张晓英和奚秀兰的歌曲外，绝大部分都是邓丽君的歌。这些磁带一直被我当作瑰宝般珍藏着，（可惜的是九三年在海口被入室盗贼连同密码箱一起拎走。事后我很后悔，如果当时将这些磁带漫不经心地随意摆放，也不至于引起盗贼的觊觎遭此厄运。 在接受海甸岛派出所丁先生办案调查时，我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如果有可能的话，我可以不要箱子里的其他钱物，只要能找回那四十八盘磁带就行。”当然这只是一相情愿的事情了。）

在八十年代中期到九十年代初那段下海经商的岁月里，邓丽君的歌声就是我忠实的旅途伙伴，不管出差时间的长短，我总是随身携带一部随身听和几盘磁带。汽车上，列车上，侯机大厅里；她的歌声随处给我带来温馨，带来怀旧……并且，不管到了哪个城市，只要看见新版邓丽君的磁带或唱片，我都会慷慨解囊购买。最珍贵的当属一九八八年夏天在重庆购买的六张黑胶木唱片，最便宜的也是两百多元，其中以邓丽君身穿黑皮衣为封面的那张《邓丽君十五周年演唱会》是四百八十元购得。

二十多年过去了，虽然乐坛新秀层出不穷，并且我本人作为一个发烧友也先后陆续收藏了上千盘唱碟，但是，在我的心目中，她的歌声仍然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也就是说还没有任何一位歌手能够超越她在我心目中的地位。也许这是我个人的偏激和固执吧，我再也找不到最初聆听邓丽君歌声时那种醍醐灌顶般的感受……

这些年来，因为性格使然，我先后见过许许多多国内外演艺界的明星，其中包括周润发，万梓良，费翔，韩红，周艳泓，马季，郭达等等，令我最为遗憾的是，由于政治的原因，邓丽君始终未能来大陆向她的拥趸们一展她的歌喉和芳容。

但愿从此世界少一些战争和血腥，但愿民族间少一些政治纷争……祖国和平统一之日，我一定会去台湾告慰邓丽君的九泉之下的亡灵。

 2003年5月8日夜于合肥